作家张大春：在父辈与子女之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反抗1990年代，张大春曾返回山东老家追溯家族往事，向尚未出世的孩子讲述父系五代家族史的兴衰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　　张大春66岁了。他是作家，也是电台主持人、说书人。每周一到周四，他要去台北的news98电台录制或直播节目。下午两点到三点，张大春讲西游，把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和学者钱文忠的《玄奘西游记》穿插在一起进行演绎。一点到两点的访谈节目丰富多彩，周一是《我们的老台北》，张大春邀请一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台北人，“描述他的生活和生命阶段里，有哪一些值得回忆、值得提醒的事情，不限于吃喝玩乐、食衣住行”；周二聊生命科学、天文学；周三聊娱乐、表演、各种展出；周四谈法律问题，还有一个单元叫“主题馆”，讨论热门的新闻议题。许多电台的内容，被网友搬运到了B站上。

　　广播对张大春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媒介，他从小听广播，带有个人情感。“我始终觉得透过声音、谈话或讲述，所带来的、引发的想象力是很不一样的，它有一种创造性，听的人要协同说的人，才能获得一些发明性的或创造性的感知内容，而这个内容，不见得是说的人所能预期的。”张大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
　　童年时带张大春听广播的父亲，如今已不在人世。1997年，父亲病倒，张大春向尚未出世的孩子展开了讲述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不知道你的面容、体态、脾气、个性，甚至你的性别，尤其是你的命运，它最为神秘，也最常引起我的想象。”几年后，长篇散文《聆听父亲》出版，这是一个漫长的关于说和听的故事，有父亲的回忆、六大爷的讲述、父亲少时的伙伴滕文泽的传奇，从高祖父张冠英、曾祖父张润泉，一直讲到父亲离家加入了旧社会的帮会。

　　张大春的父亲在山东济南家族中排行老七，像卡夫卡的小说《城堡》里那个神秘的K，他做过土地测量员，带着大小平板仪、水准仪、经纬仪，一条十几里的路线反复走十多次，为了测量一种叫“基线”的东西。基线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却是世界的尺度。战火中，父亲和母亲阴错阳差来到了。

　　张大春上中学时，父亲在他的课本边角空白处，画了些形状奇怪的仪器，张大春常盯着图上比例精确的望远镜和垂直刻度盘发呆，忘了听课，他猜想，父亲这样一个既没有素描天分，又缺乏绘画兴趣的人，能拥有这种画功，决计是一种闲到要发疯的地步训练出来的成果。除了这两三种仪器之外，他画的任何其他事物，都令人难以辨认。高中大考之前，父亲在一个酷热的午后带他出去散步，告诉他两句人生箴言：“考得不好，算不了什么；考得好了，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　　1988年，张大春第一次回，也是第一次到济南，每天就在西关朝阳街老家的堂屋（那时还没拆迁）和他住的济南宾馆里，跟六大爷、五大爷、姑姑聊天，两小时TDK的录音带，录了十几卷，总共有二三十个小时。张大春带回来，每天在家里给父亲母亲放，“当作一个饭后娱乐”。除了磁带里珍贵的口述史，为《聆听父亲》的掌故提供素材的，还有六大爷寄来的《家史漫谈》，用每页500字的小稿纸，写了七八十页。

　　《聆听父亲》里，交织着三条时间线：一条是家族的往事，写祖辈几代人的朴拙、迂阔，父辈几兄弟的命运交错，一直写到母亲背两个包袱、一把胡琴，挤上满是逃难人群的火车；一条线是他自己的回忆，如何在长大，跟随父亲骑着脚踏车，在台北绕路，穿过以中国各个省份命名的街道，直到成为一个作家；还有一条线向未知的将来延伸，似乎张大春怀有一种信念，子女的命运，将在冥冥中与祖先对位。

　　说书人的本事，也是父亲传给张大春的，“我仍旧是孩子的时候坐在父亲的膝头听讲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西厢记》《儿女英雄传》《精忠岳传》和一部分的《聊斋志异》……长久以来，我一直相信，倘若不能像我父亲一样，跟孩子每天说一晚上足以让他在梦中回味的故事，就不算尽到了做父亲的义务。但是，我能做得到吗？”

　　2023年10月，《聆听父亲》在再版时，张大春的一儿一女已长大，但据他说，他们从未看过这本书，至少没有和他提起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散文集《聆听父亲》2023年在再版，距离它首次出版已20年。这本书的缘起，是给你的孩子讲家族故事，既是你聆听父亲，也是让孩子聆听你的讲述。现在你的孩子已经长大，你们的关系怎么样？

　　张大春：我的儿子1998年出生，现在25岁，他念建筑系，专业学习时间要（比一般的专业）多一年，加上转过系，所以要多两年，目前还在念最后几个学分。女儿比儿子小两岁半，学影视，已经毕业，马上要去澳洲深造。

　　他们在小时候和求学过程中，没有太受到我的干扰，不会把我跟讨厌的知识划上等号，这一点我运气不错。一个人很难在成长中，既受到父母的指导跟熏陶，又保持一种独立性。他们的求知，或者处理知识性的好奇，没受到我太大的影响，同时两个孩子到现在为止，多多少少还愿意跟我讨论知识性的问题。

　　张大春：我举个例子，也就是最近才发生的，我女儿在看一个美剧《Shameless》（《无耻之徒》），讲美国的小镇里，低收入、低社会地位的家庭里，许多小孩面对生活产生的一些艰难的问题。突然有这么一幕，一个女教授和她的学生发生了恋爱的关系，然后教授提到了西蒙·波伏娃。我就跟女儿说，这个西蒙·波伏娃，我们家有她的书。然后我女儿就把电视暂停，问我是什么书，我觉得她既然有兴趣，就告诉她那个书叫《第二性》。

　　我女儿就暂时停止了追美剧，把家里的书找出来看。我觉得起码我还可以贡献一点点知识的力量。前两个礼拜，她还忽然向我要法国散文家蒙田的书，看了之后她觉得翻译得很糟，就想找原文来看。因为她的缘故，我也对照了蒙田的随笔和蒙田提到的但丁的《神曲》，让我看了以前可能没有浏览得很仔细的书。根据我的听闻，父女、父子之间，随时可以进入一个知识性的话题，并且找到可以交换的书籍的内容，这是不太容易的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，还有她的传记《成为波伏娃》，在也有很多读者。像你女儿这样的年轻一代，也会特别关注女性主义吗？

　　张大春：跟我那个时代不太一样，过去二十年间不论是女性的、性别的，或者是弱势（群体）的，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各种非常焦虑的、正在发展的冲突，背后的反抗的论述，都非常普遍。

　　但也正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流行的东西，不免会有一些我称之为“时装潮流性”的效果，甚至形成一种比较巩固的意识形态的危险，这个你一看美国就知道了，把社会内在的种种冲突或对立加以强调，以便能够形成学术标签。如果以形成学术标签为目的来求知，我不是特别赞同。但是我相信年轻人会有他们的选择，他们也必须负起对自己追求知识的责任。所以这一点应该说我插嘴的余地比较小，有时候讨论也蛮激烈的。

　　张大春：对，不同世代会强调不同的价值，我们在讨论两种价值观的时候，这个价值观背后一定有事实的基础，比如说我的经验如何，她的经验如何。那么当我一个有66年生活经验的人，跟一个只有22年生活经验的，它没法等价地相互交换对事实的理解。

　　比如有个很多人讨论的故事《山道猴子》，讲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飙车，在山上出事。在我们这些老人眼中，这些年轻人是不是没有希望，没有生活目标，是不是应该有更值得追求的、有价值的生活目的。年轻人不是这样想，他可能回过头来会说，是社会的竞争不公平。总会有不一样的重点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但你的同代人，如果放在西方的话，刚好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和反文化运动，那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世代。

　　张大春：过去六七十年来，对自己生长的环境或者生存的条件不满意的年轻人，每几年就一波，总会在自己身上，或者在生活环境里去寻找你提到的那些1960年代的叛逆基因。

　　有个小说家叫琼瑶，她以前有一部非常知名的著作《几度夕阳红》，讲抗战时期，几对男女在战火之中凑成了姻缘。好了，可是故事后半段是什么？这几对情侣的子女，发生了感情上的关系，他们自己也变成了非常保守、面目可憎的老古板，不允许子女自由恋爱，你本来是斗士的，到后来变成了暴君。不能说只有老人是对的，或者说只有年轻人是对的。

　　张大春：包括他学的建筑，包括NBA篮球、F1方程式赛车，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议题，比如殖民、美国霸权、世界秩序、国际纷争，这些看起来是挺热闹的，世界上发生了大事，我儿子也有诸般意见，还有国际经济、金融这些他都有兴趣。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无远弗届、无孔不入的世界，这种环境会激励有求知欲的人，不断、持续地加强好奇心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在五四时期，也有一波反抗家族和父亲的叙事，你在《聆听父亲》里追溯了山东的家族往事，你在处理父辈、祖辈经验的时候，跟五四一代有什么关系吗？

　　张大春：我不把五四拿出来做一个背景。我研究初年的历史文化已经很多年了，我在自己的节目里，根据不同的资料，用了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，讲了一个长篇节目，叫《这就是》，从兴中会一直说到1926、1927年的北伐时期。所以初年究竟怎么回事，我不想太简化。

　　每一代不同的年轻人，可能都有他自己对于追求一种独立性跟个别的identity（身份）的认同。我父亲做过，不表示我不能做，那倒过来说我爷爷可能已经做过了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要革我爸爸的命，造我爸爸的反，这好像是历史上很正常、很常见的一件事。

　　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脱离或者说背离自己的祖辈，必然是一个共同的趋势，在各个时代之间都没有差异的。可是相对的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相对的，回头去寻找自己的祖辈或者祖家的遗迹，去理解自己的来历，恐怕也是非常多已经离家的年轻人，不得不寻找的。他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。从《聆听父亲》每个章节的回目，可以看到追寻的过程。

　　说起来那是不是很矛盾，他为什么当初要背离家庭？不背离，就没有办法找到他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宇宙里面，他要拥有一个地位，就必须跑到外面去。如果没有那么一趟，跋山涉水，千里万里，远离自己原先的轨道，就看不到原来的轨道在哪一个宇宙里。我相信这是非常关键的认知过程。

　　南方周末：这种既要叛逆出走，又要回顾、回眸，确实是每一代人都要经历的矛盾。你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，为什么要用散文的形式来讲家族故事？

　　张大春：我开始写这个作品是1998年，当时我去美国参加一个作家工作坊的活动，前后大概有三个月。那个时候我父亲（生病后）状况比较稳定，已经逐步在复健之中，虽然还不能站起来走路，但看起来是迟早的事，我就跑了一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应该说我不只是放心不下，而且觉得有一个义务，应该把家族里以个人卑微的生命，撑过各种巨大的磨难跟考验的过程记录下来。所以我没有去想如何写小说，它不是我的直觉。

　　我已经确认了整个的材料，包括把我父亲的六哥，我叫六大爷的，他所写的《家史漫谈》的资料带到了美国去，我就一边参加工作坊的活动，一方面利用空闲时间，大概完成了5万字。所以，我从写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就决定没有小说的技法在里面，那写到5万字以后，也不可能突然把它变成一个小说。很多朋友，包括不认识的读者，都会对我说，你们家里的这些事情，比戏剧还精彩。

　　正因为它的材料有如此的传奇性，所以我在一开始，读到《家史漫谈》之后，就知道只要照实写，就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了。老实说，比较起整个时代赐予我们家族的故事，我的才学，或者说我的想象力是远远不及的，事实永远是最glorious、最灿烂的。

　　张大春：他们总是会说起，但是引起他们兴趣跟好奇的，可能主要是他们现在必须开发的人生。对他们来说，对祖家或老家的瞻望，远远地这样看，似乎还是有一种陌生感。

　　张大春：时隔20年，如果这本书还有出售半岛官网下载，就说明它可以再接触更多的读者。对我而言，当我在说我的祖家的时候，不要说远方的朋友会怎么去看，我自己在的读者，我都觉得他们似乎没有在想那种长远地如何去沟通，融合，如何去保持一种文化上的宽容力，真的很让人忧虑。

　　张大春：我现在的生活里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写字，因为在差不多我30岁左右到40多一点，有十几年的时间，字写得很少，几乎不写。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忙的理由了，很可惜，30多岁正是精神美感、学习力、锻炼的意志最旺盛的时候，我反而没有好好地写字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十几岁、20岁以及到后来差不多45以后，比较大量写字的这种日子，我觉得应该更早地展开，然后无穷无尽。

　　那么你一定很惊讶，怎么小说、散文这些东西，我都不提了，只提写字。现在我每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写一两千个字，包括写信、读书札记，写诗，甚至有的时候各种社群媒体界面传递信息，只要我的短信内容超过100个字，我就一定拿起毛笔写一篇信，然后把它拍照，截图，再传发给我的朋友，这是我的主要活动，每天周而复始。对我而言，完全是生活实务，我没有把这些字当作品来看，它就是我的日常。